 「希望工程」由共青團於八十年代提出方案，轄下的青基會負責執行，目的是呼籲關心貧困地區失學兒童，集社會人仕力量，扶掖他們使有機會接受基礎教育，重返校園，減低文盲數目。每一學童完成五年小學，只需人民幣二百元。對經濟發達地區而言，此數字微不足道，卻可以幫助一位貧苦兒童智力的成長，也可稍為平衡文化、經濟發展不均的差距。低支高效，我是相當擁護的，可惜的是，主其事者暴露了人性的弱點，功利心重，濫權營私。去年（2002年）2月份，《明報》已披露青基會負責人徐永光濫用公款、違規投資。同年12月30日又再報道有記者對他的八項指控，直至目前為止，徐永光還是國家的人大委員。我認為有關當局應採取相應措施，把所指控的八宗罪調查，屬實者依法懲處，誣陷者還他清白，並公開調查結果，以釋疑慮，為日後熱心教育的支持者重建信心。否則貪污枉法，公款私用，仍可逍遙法外，所引起的負面作用肯定很廣。
基金會於1996年捐資幫助了伍仟名兒童重返校園，分七個省份分配不同名額。那時侯還未正式用逸揮教育基金會名義運作，款項由自己的教育基金捐出，由智行教育促進會主其事與北京的青基會簽約，青基會當時的秘書是郗英傑先生。幸虧這錢都是自己掏出的，假如有社會人仕的參與（事實上我曾經向朋友募捐而被婉拒），我將會「為人謀而不臧」而深深引咎。
 自己營商數十年，見盡社會百態，所以做起事來便蠻小心的，基此，捐款前便已有心理準備，怕無法落實而採取防範。自己和智行會的淩桂珍主席一行親到北京青基會洽談。我提出以分期每年支付認捐數目，那可以掌握萬一出了毛病，損失不致太大，當時郗秘書稱他們沒有這先例而不能接受我們的條件，經再三商討下，因為我們的堅持而郗先生最後還是同意了，但以後每年的捐款按通貨膨脹等因素調整，加幅為百分之二十，雖則錢用多了，但較有保障，我們同意這方案。但加上一附帶條件而又是青基會對捐款人承諾的，就是必須給智行會一份所資助學生的花名冊，同時希望不要每年更改受助生，資助由一年級直到畢業為止，目的是想受助生有一個保障，無慮後援不繼被迫中途退學。但由於有些農民缺乏生產力，不欲兒女念書太多而影響生產，以致中途輟學，又或有其他原因如程度太差而無法升學等，同意在原來合理數字下可以將名額改助其他學生，這辦法實是相當周全而具體，雙方可以接受，於是便同意立項。首三年青基會也按合同寄來電腦光碟的花名冊，智行會向我報告，名單頗多更改，尤其第三年，更改太多而基本無法核對是否與首二年的學生相同。到了第四年，情況更糟，名單光碟應是學期開始便寄來，經過無數次催促之下，迄學期終才收到光碟，人數不足，青基會解釋因當地分配助學金的人延誤了，智行會仍同意了按他們所報的4,248名額支付。第五年情況更差，屢追之下，名冊仍無下文，結果，這項目在智行會耗了不少心力、人力（因為核對資助生的名字）、時間仍無法完成之下而被迫終止。
事情既已經過去，本應按下不表。但去年看了《明報》報道，心理嘀咕了一陣，不滿有些人之無良，禍國算不上，但殃民是肯定的了。到了12月的報道，數出徐永光八宗罪，心裏憤慨了，有人以權謀私，違規、違法，政府迄今還未向公眾公開事件真相和應如何依法給予懲處，還社會一個公道。否則，公眾不忿的情緒足以熄滅社會熱誠幫助貧窮孩子的星星之火，也挫傷了捐資助學海外僑胞的赤子之心。政府不要害怕「亮醜」，對「欺世盜名」之徒不應容忍，打擊無須手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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